作为法国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弗朗索瓦·特吕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视角受到了广泛赞誉。在他众多作品中，《四百下》更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吕弗个人生活经历、感情变革为影片注入了完整而又细腻真实的情感内核。这一情感内核是属于特吕弗的，是属于安托万的，更是属于经历过残酷青春成长的每一个个体。纵使时代变迁，物质上的需求和矛盾也换过了几轮，但是个体情感中的主要矛盾却不曾变化，只是呈现的形式有些许的差异，而之中对于“残酷青春”这一主题更是不断被提起并被搬上荧幕从而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反响，《四百下》无疑是优秀且明确的一部。

一、两个世界的交替

青春成长中，主要矛盾之一是童年的远逝和成人世界的到来。这一交替的无可避免性和面对交替时个体的自主反应更是非常贴合法国新浪潮所追求的自发性和即兴性。于是，这一矛盾在新浪潮多部作品中出现。这一矛盾也成了特吕弗最重要的作品—《四百下》的主要矛盾之一。影片之后的一切内容都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这一矛盾，这一交替在影片中主要表现为“安托万与天真童年的断裂”。因为一张裸女像，一次批评令安托万与天真童年的断裂突然而至。断裂分为四次，表现为四次出逃：

第一次，安托万出逃，进入转桶玩耍。在转桶中，安托万与其他人是分离开来的，是被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而他的反应时愉悦的。安托万初尝自由之美味。

第二次，安托万出走，在印刷厂过夜。这次是他逃离畸形的家庭，选择了社会。之后，安托万的母亲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解救，但更像是为了宽慰自己，即成人化的方式—用金钱来交易。结果安托万走入极端。他错误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并可以参与成人世界。他交上的作文就是很好的象征，一篇老师眼中的抄袭，自己眼中的致敬与掌握。致使安托万与学校彻底断裂。对此，母亲却第二次做出了错误的反应，继续用成人化的目的来为安托万辩解，于是安托万身处断裂却不自知，最终造成悲剧。

第三次，安托万做出了偷打字机的行为。如果说之前的行为在成人眼中不过是少年的叛逆，那么这次就是犯罪，意味着少年的无可救药。这个举动也令安托万与家庭彻底断裂。

第四次，安托万逃出少管所来到海边。在经历了一系列伤害的安托万，拥有着残酷青春的安托万，真的自由了么？他和观众一样迷茫，于是回头，迷茫的眼神定格在了电影史之上。

在成人世界看来，安托万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点，他面对两个世界的交替所产生的不适感和举动更是被视作无病呻吟，但是，正如特吕弗所说“尽管当谈到童年时，没有一件是小事”。童年的远逝和成人世界的交替到来时，少年之迷茫，青春之残酷，观众之移情都值得认真对待。

二、父母见上书

  在青春成长中，重要矛盾之二是家庭的缺失。

影片一开头，有这样一句“献给安德烈·巴赞”，巴赞被特吕弗视作精神之父。片中主角安托万在观众心中是等同于特吕弗的。安托万没有父亲，只有一个继父。特吕弗也是没有父亲的。两者成长背景是极其相似的。这半自传的性质令影片像是特吕弗的一封父母至上书，即给父母的信。

  影片中，父亲这一角色是先天缺失的，因为安托万是母亲婚前生育的，他只有一个继父，继父起到的作用也不过是给了安托万一个姓。母亲这一角色在积极意义上也是缺失的，母亲更多得是采取了成人化的行为方式的错误的引导。安托万的几次出逃和失败从家庭的缺失这一角度出发是可以看作少年位于“社会经验的外围”<2>这一情境下所做出的自救性行为。这一自救性行为既是父母至上书。这封父母至上书所写的是少年的迷茫、少年的痛苦、少年的麻木、少年的不安等组成的残酷青春之歌。每个人，无论出身、经历，在其最为敏感的少年时期都有着青春之殇。这一点，即使在成人后都仍是心中无法痊愈的伤口。因此，电影所引发发的移情效果是成功的。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生涯开始于他“对于接触的渴望这一感应体验”<3>，而他同样想同自己的观众进行接触。

三、世界残酷青春大会

青春题材从来都是电影热门之一。每一年总要出现几部相关的并且有着高讨论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十之八九都是瞄准了残酷青春物语。作为早期残酷青春物语电影翘楚的《四百下》，其重要矛盾之一—家庭的缺失在多部残酷青春影片中没有被正确运用。这一现象导致了大多数残酷青春电影其高度始终被卡在一个较低水准的线上。这种矛盾的畸形的运用。它通常有以下三种呈现方式：

1、父母形象作为边角料，只是出现了，完成了生理上的功能；

2、单一形象。片面放大甚至只刻画父母形象中一个点或两个点，将父母形象作为正、负面因素，积极、消极意义的一个组成内容。造成类似影片中出现的父母形象是大型人物背景板，食之无味至极。

3、从不出现。影片完全不理会父母形象的创造与使用，将主角完全剥离开来。将人物间矛盾单一化，限制影片格局。

以上三种无论哪一种都是错误的，同样是家庭的缺失，《四百下》中的缺失只是物质上的，父母家庭对于安托万的影响—“因”是没有缺失的，这一点才使得安托万的回眸如此震撼，才使得安托万的悲剧结局—“果”更加有说服力。

因此，正如“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青春物语不会死去，而是会在不同时代的土壤下焕发新的活力、继续生长。但是反推当代青春片的创作，如何将青春从时代符号的过度堆砌和最小矛盾的恶性展示中解救出来，《四百下》提供了很好的答案。